土默川的悲欢往事 作者:陆庆和


 

土默川的悲欢往事

【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1968年9月9日我和其他8名北京女一中的同学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南什轴大队第一生产队,至1972年底我被旗教育局抽调做当地学校的教师,在村里我呆了不到五年的时间,插队的生活给我留下了点点滴滴的难忘记忆。

我是主动报名下乡的,这与我的文革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文革开始我在女一中读高一,我和几个同学,因为反对斗班主任老师,给红卫兵提了意见,还到工作组去寻求支持,被工作组认为是有问题的学生。在工作组的授意下,班里的红卫兵分析,不同意见的几个同学中,我出身最不好是资本家,是“黑后台”,于是内定为反革命,不许参加八一八毛主席接见。后来虽然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我被平反,但解放军进校后,有天军训班长找我谈话,让我汇报昨天去了哪些地方,我讲完后,他说我漏掉了某处。我知道自己被跟踪了!这让我很紧张,感到学校不能再呆下去,便从家中偷出了户口本,报名去内蒙农村插队,把我妈气了个半死。……当火车开动,车站上下一片哭声响起时,我没有哭,我只觉得终于离开了让我窒息恐惧的北京,我自由了。当时就下决心,要到农村去开始新的人生。我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和其他同学一样是要革命的,我必须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

起步农村

刚到村里我们就投入了秋收的农忙之中。每天吃完晚饭,我们几个知青有目标地到村干部和贫下农家去走访。秋收结束进入冬闲,我几乎天天到村民家里走访,了解农民和农村。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叫王兴有,走到他家门前,发现门上挂着红布条,有人叫住我们摆摆手。原来他的老婆刚生产,按当地风俗,这时外人是不能进门的。但是他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是把我们请进了家门。

公社干部告诉过我们他有40多岁,看起来他比实际年龄显老,额头上已有较深的皱纹。他笑眯眯地问我们生活是否习惯,说:“你们能到农村来,很不容易。我小时候没办法,一个人离开家,到这里给人放羊,看不到自己的爹妈,老是想哭。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北京到我们这里来,得克服多少困难,我想想自己过去,就能明白。……咱们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你们刚来不了解,要慢慢来,多听听贫下农的意见。”南什轴大队分东西两个自然村,我们小组在东村。村民以汉族人为主,大多是历史上从山西和陕西逃荒来的农民。村民的口音也和山西人相近。我们进村时,村民分成两大派,“村东头的”——以申、韩、胡三大姓为主的多数派;“村西头的”——外来的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少数派。少数派较晚逃荒至此,成分多是贫农,有的还是军属,几户人家比较抱团,经常主动把我叫去,男人们集中到一家,说起村里的事情看法一致,互相补充。

随着在村里看的多了,听的多了,我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在发生变化。我原来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话,并且立即上纲上线——简单化而易走极端,这是在北京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文革中大多数学生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但是在对村里情况的调查了解中我发现,有的村民讲的不是事实,即使众口一辞,也未必是真的。

村西头的人们在反映问题时,总是把矛头指向村东头的某些人,特别是党员干部。比如他们一口咬定说村东头的两个蒙族党员是“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事件是文革中内蒙古的大规模的迫害事件)。连他们家里来个客人,都会马上报告我,说“内人党”在串连。他们还说支书王兴有虽然是外来的,但因为与三大姓有亲戚关系,所以总是和稀泥。

我开始带着一些疑问找那些派性观念淡薄的老贫下中农家去求证。有人告诉我,那两位蒙族党员都是很好的干部,一个勤勤恳恳当了多年的小队长;另一个给村里建了粮食加工厂,为村民提供了方便。更多人认为王兴有没有什么私心,做事能一碗水端平。时间长了,我发现派性观念淡薄的村民讲的更接近事实。终于明白贫下中农群众也是有区别的。这是新的农村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我告诫自己,兼听则明,要学会独立思考,不偏听偏信,不随波逐流。


挖肃运动

入冬后,“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整“内人党”的挖肃运动大规模开始了。据说这个运动是在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的滕海清发动的。我们北京知青对“内人党”一无所知。从大队到小队,白天黑夜地开会学习,学习从上面下达的文件。我一开始在学习会上担任记录,有时也读读文件什么的。后来有一天,王兴有宣布,大队成立了“挖肃”运动专案组,他是组长,我们几个知青也是其中成员,有同学负责外调,我负责整理材料。

不久解放军进驻了我们村,开始办学习班,把村里有“问题”的人都集中起来学习。考虑再三,我跟王兴有认真谈了一次,说明自己出身不好,不适合做专案组,并向他介绍了另外几位出身好的同学,他没说话。第二天我又去他家讲此事,他说,“不要换人,你比她们有脑子”。我很吃惊也很感动。因为有在北京的学校里被打成反革命的亲身经历,我知道运动会有偏差。所以一直提醒自己,重调查,重证据,千万不能整错好人。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几天后外调的同学回来,很神秘地把一份材料交给我,悄悄说:“王兴有是内人党”。我心跳立即加快了。打开那份揭发材料,是前旗委书记写的,“北什轴公社的内人党,不是我发展的,是××发展的。我听他说,他发展的内人党员有南什轴的王兴有”。外调的同学补充说,××人已经死了,是打死还是自杀不清楚。

据传闻,当时整“内人党”逼供信很厉害,很多人不堪忍受毒刑,都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但是我没有想到旗委书记都可以这么随便地说一个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内人党”。转念一想,或许他是出于无奈,何况他说的××已死,死无对证。我便对外调回来的同学说,这份材料千万不要说出去。

吃完晚饭,我拼命地想,该怎么办?尽管村里有几派,据我对王兴有的观察和在村中的调查,大多数村民对他是认可的,他是一个好干部。想到这里,我便跑到王兴有家,开门见山告诉他:“兴有叔,外调的同学回来了。带回来一份对你不利的材料”。他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把那份材料念给他听。接着说:“那个发展你的人××已经死了,你可以坚决不承认。我明天得把这份材料交给解放军。如果我最近不到你家,说明事情有点麻烦。如果我来了,就说明不要紧”。王兴有点点头。

我知道这样做是违规的,也是在冒险,但我坚信王兴有不会出卖我。只要他没事,我也不会有事。第二天我和外调的同学一起拿着材料去找解放军汇报。他们马上分成两派,组长认为这份材料有用,乘胜追击,从王兴有入手,挖出村里其他内人党。副组长认为死无对证,这份材料没有用。我马上附和后一种意见。后来听说解放军组长对王兴有威胁恐吓,但王兴有坚决不承认。调查中没发现新证据,便不了了之。我们大队整“内人党”是零纪录,每次到公社开会,都会挨批评,同时工作组也感到很大的压力。

当年旗里召开了挖肃“内人党”的誓师大会,大会一结束,很多人争先恐后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不肯承认的,便成了重点拷打的对象。我1973年到毕克齐中学当老师,听说这个学校整“内人党”时,有个女老师不肯承认,一帮男同事将她脱光了围着打,还用当时的大头鞋踢她,在她身上踩。身体被打残了,平反后给她发了伤残证。还有一位叫董文烈的语文老师,被打昏过去醒来后觉得这样肯定活不成,就对整他的人说:“我是内人党,但我不是一般的党员,内人党有一个秘密纲领就是我起草的。因为绝密必须让军管会的领导来。我要单独跟他谈”。整他的人喜出望外,不久军管会派了个负责人来,董老师明确说自己不是“内人党”,却用了很多酷刑,逼迫自己承认,把衣服脱下来看,伤痕累累,这样整下去,还会死很多人。不久逼供信的做法被叫停。


瞒产私分

内蒙古农村每个队里的土地,要让村干部说确切有多少亩数,是很难的。一般只能是个大概。未开垦的土地,如果开成了可种庄稼的土地,也不会认真上报。上面知道的土地亩数可能是多年以前的,新开的土地就不计了。所以“瞒产私分”很容易。慢慢地和农民接触多了,知道队里在分麦根的时候,队长有意让人切点麦穗混在麦根中,各家的妇女会从麦根堆拣出麦穗来,磨面粉吃。这是当地人人心知肚明的“瞒产私分”。

我们第二年夏天分到很多麦根。并没有农民告诉我们这个公开的“秘密”,麦根很多,堆在敞开的柴火房里,总能看到养的猪呀,鸡呀,在里面拱来拱去,好像在找什么吃的。

听说西村的女一中知青,在麦根里拣出几百斤麦子,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让王兴有查此事,我发现王兴有非常生气,有点怪西村知青。最后公社的调查结论好像是队里不小心把麦子混进了麦根,属偶然事件。

我曾就瞒产私分的事情问过王兴有,他告诉我一件有关内蒙古农区的传闻。说是乌兰夫回家乡(我插队的土左旗是乌兰夫老家),农民反映吃不饱,肚子饿。乌兰夫说:“家雀儿落在谷堆上,饿死了,赖谁?”农民一下子听明白了。所以当地瞒产私分是普遍现象。也就是亩产少报点儿,农民多分点儿,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还是不少。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没有饿死人,这是事实。我好像也一下子明白了——比起饿死,这样的“瞒产私分”真不是什么坏事,有乌兰夫的暗示,农民怕啥呢?

有年冬天,王兴有和西村的干部一起开会,把我叫去参加。说是公社收到一份反映西村原队长张某瞒产私分和强奸的材料,西村的村干部一致反对材料上的观点,公社把材料退回到大队,要求重新调查核准。我问西村的干部:“你们认为这份材料说的不是事实?”他们都说“不是事实”。我再问王兴有“您让我重新调查?”王兴有说:“是”。我明白实际上是让我写翻案的材料上报。

材料上有举报人的名字,是西村的一位复员军人,他的妻子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还有告张某强奸未遂的夫妇的名字,妻子说张某对她动手动脚,她大叫,正好丈夫回家了。

我请西村的领导协助我在群众中做更多的调查。有没有可以证明张某没有瞒产私分的证人?西村干部说,他们可以召开贫下中农大会,让大家发言。事先我单独找到了那位复员军人,他说他老婆分的麦根里有麦穗,听说别的家分的比他家还多。他当时在部队里,正好探亲回家,觉得此事违反政策。我再找那位控告张某强奸的妇女,她所说的与原材料相同。

在西村召开的贫下中农大会上,在场的社员都否认张某搞瞒产私分。我问强奸事,群众说不知道。于是我写了份证明张某没有搞瞒产私分的材料和另一份没有听说张某强奸的证明材料,让大家在两张证明材料上分别签名并按手印(很多人不识字,由我代写名字,本人按手印),然后又附上了以大队革委会名义写的一份否认张某瞒产私分、张某强奸证据不足的材料,上面盖了公章。

不久西村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会上让张某发言,他说自己没有搞“瞒产私分”,是有人与他结怨诬告他的;他也没有强奸,他与那个女人有通奸关系,正好她丈夫回家撞见了,她只得喊是“强奸”。

翻案材料和会议记录放在一起,上报公社。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曾经王兴有告诉过我“瞒产私分”是乌兰夫默许的,因此在内蒙基层农村很普遍。张某瞒产私分很可能是真的,但是社员们都保他。公社和大队,包括西村的干部都一致否认此事,因为“饿死事大,私分事小”在上上下下已经达成共识,内蒙古没饿死人,现在回头看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妇女工作

1968年农闲,我因为专案组有工作,一直呆在村里没回家探亲。整整一个冬天除了专案组的事外,就是组织妇女开会,发动和教育妇女。村里有一些甘肃来的妇女,她们因为甘肃闹饥荒,缺粮挨饿,听信了人贩子说的“内蒙有饭吃,有工作”的话,被拐卖到这里做了当地农民的媳妇。

M的父母为了50斤麦子,就让一个外村的陌生男人把她领走了。她在男家挨骂挨打,不堪忍受就逃回了家,父母因为已经吃了人家的麦子,又把她送了回去。晚上她偷听到男人的家人商量要打死她,便半夜逃了出来,逃到火车站遇到人贩子,说是内蒙招工的,她就和几个女子一起被骗到内蒙。她被卖到了南什轴村。

还有一对母女都被人贩子卖到村里。女孩才13、4岁,晚上被强行与28岁的男人关在一起“同房”。孩子瘦弱有病,极度恐惧吓死了。母亲卖到邻村,知道自己的女儿死了便疯了,不久也死了。

在妇女学习班上,女人们拉家常地跟我平平淡淡讲着这些事情,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内蒙当地有弃婴的习惯,生了孩子不想要,就把婴儿抛到野外,冻死、饿死或被野狗吃掉,被抛弃的一般是女孩,造成当地成年男女比例失调。村里打光棍的男人不少,人贩子看到这一点,才会不断把外地的女孩女人拐卖到这里。

由于重男轻女,农村多数女孩子都不上学,是完全不识字的文盲。在她们的要求下,我在队房的一个小仓库里,办起了夜校,从汉语拼音教起,教她们识字、查字典等。起码学会最简单的读写,那位被拐的甘肃妇女M,学会了写字,偷偷给家里写了封信,她的哥哥收到信后来村里看过她。还有一位本村的闺女,后来嫁到呼和浩特,因为有了这点文化,加上自己的继续努力,在呼市防疫站找到了工作,她高兴地告诉我,她能够开化验单子了。


最后一个

夏收最苦重的是拔麦子和脱麦粒,拔下麦子后我们组的几个女生又全都上了脱麦子的第一线。为了不让收获到场面的麦子因下雨而发芽,必须夜以继日地脱粒归仓。脱粒机日夜不停,人分两班倒,每班12个小时,队里的男青年和我们女知青排了班,每班有十来个人。第一位是往机器口送麦穗,都是当地的强壮机敏的青年农民,我们女知青排在第二或第三位,后面是解开麦捆或是用叉子传送麦捆。

我在脱粒机的第二位负责送解开的麦子,感觉自己的两手就像机器,机械紧张地动作着,场面上尘土飞扬,一班下来,满头满脸满身都是灰土,随便吃点东西,倒头就睡。已经记不得干到第几天,老队长找到我说,某某病了,下一班缺个人,问我能不能连下去干。我在学校是篮球队的,自认为体力好就答应了。两个连班干下来,身上开始发热,完全睡不着觉了。耳朵边一直轰鸣着机器转动的声音,我爬不起来了,一连在炕上病了20多天,天天低烧浑身痛。公社医院的医生来看病,就不停地让我吃消炎药,一种不行,再换一种。另一个同学也病了,我还能吃饭,她却吃了就吐,回北京一检查是肝炎。她马上打电报给我,我退烧后去呼市医院化验,指标却是正常的。那位给我看病的公社医生得意地说,是他给我开的消炎药起了作用。

第二年春天,老队长调我去瓜地劳动,由两个种瓜老农带着我。五、六个月我都在瓜地。瓜农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来不张家长李家短数落别人的不是,而是一心一意把瓜种好。其中一位老汉上过小学,家里有《封神榜》、《水浒》和《岳飞传》等旧书,他去地里总带本书,劳动休息时,就让我念给他们听。

到了西瓜、香瓜、哈蜜瓜成熟的季节,我早上一去,两位老汉就问我要吃什么瓜,然后亲自去瓜地里选摘。拿脚轻轻踢一下瓜,那一碰就掉的瓜才是熟透了——这便是“瓜熟蒂落”。我们上午干活,下午队长便会派两个男劳力来,一块摘瓜给村民分瓜,老农负责称,我负责记账。与大田劳动的艰苦相比,瓜地那简直是神仙的日子。种瓜锄地,劳动强度不大。遇到下雨,还有瓜房可以躲躲雨。瓜成熟时,每天都可以吃到最爽口、最好吃的瓜。

秋天我参加大田收甜菜的时候,伸了伸腰只听“卡巴”一响,腰突然不能弯,不能动了。一动就钻心地痛。后来知道这是腰椎间盘突出。我不能下地干活了,连上厕所都是同学抬着。白天同学们都下地干活了,留下我偷偷地流眼泪,觉得自己像个残疾人。……老队长来了,他是村里能治这个病的唯一的“专家”,他让我平躺在炕上,脱去上衣,用两手抚摸着背和腰的皮肤,然后用两手托着腰,从上到下依次抖动,他累得满头是汗,我的腰还是不能动。他摇头说,是受了寒,得先拔火罐把凉气拔出来再治。

消息传出,已经怀孕的刘虎家的媳妇来了,她带来一个罐边又圆又厚的瓦罐,给我腰上几处都拔了罐子,临走时她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明天叫她男人来帮我拔,她因为怀孕使不出劲,我同意了。此后十几天,天天晚上,刘虎吃了晚饭来为我拔火罐,终于我觉得有股气在往外吸,很痛,他拿下火罐一看,腰上有个像鸡蛋一样大小的水泡,用针挑流出的水是冰凉的。他高兴地说寒凉拔出来了,老队长可以来治疗了。同时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腰开始变暖变软。

老队长来了,他像第一次那样按摩腰部后,又用两手抱着腰从上往下抖动,突然“卡巴”响了一声。让我动动,居然腰不痛了,腰椎回复到原位了。我太高兴了,在旁边看的同学都欢呼起来。

插队两三年后,知青开始进工厂上大学,还有办病退回北京的。到了第三年的冬天,我们东村女生组9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那时确实很孤独。每天晚上都有两个村里的闺女来跟我作伴,陪我睡觉。白天要么妇女到我屋里开会学习,要么孩子们来玩耍,青年们也常来聊天。时时处处都有村民的陪伴。

秋冬挖土方时,队长总是把我分配在比较好挖的地段,记工分丈量土方时,常多给我算一点儿。小队会计跟我关系也不错,我算盘打得好。年终分配时,我会去他家帮他一起算账。当地的风俗,过年前家家都要坐在一起包很多饺子冻起来,以备初一到初五时吃。我一个人在家包饺子的时候,小队会计突然跑来了。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包饺子?”他说:“家里饺子有老婆包,我来跟你一起包饺子,陪陪你”,还说:“你是好人,就是命不好”。我听了,感动得差点掉泪。大年三十全家人得在一起接财神,陪我过夜的闺女不能来,就来了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和我一起守岁,说我会害怕。

每逢公社下达上调知青的指标,或有部门到村里招工,王兴友总是第一个推荐我,极力为我美言。他亲自带着招工的人跟我谈话的就有好几次。西村大队赵会计也问过我有什么打算,如果走不了,他打算让我去小学校教书,可以比大田劳动少受点苦。越是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越是感到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用他们的最朴实的爱心温暖着我,使我能坚持到最后的离开。……回忆起那些年的点点滴滴,对村里的老乡们,我只有感恩。

                                                           201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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